朱鎔基為何怒拍桌子?龍永圖回憶入世談判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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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鎔基為何怒拍桌子?龍永圖回憶入世談判幕後

2019年09月05日 00:43:45
來源:風範

縱橫捭闔自從容,中國外交走過不同尋常的70年。鳳凰網《風範》欄目推出慶祝新中國成立70週年特別策劃“外交官訪談錄”,邀請了親歷重大事件的外交官,記錄中國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70年曆程。

“外交官訪談錄”第二期,我們專訪了國家外經貿部原副部長、中國復關及入世談判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 龍永圖1973年作為新中國第一批赴西方留學生到倫敦留學,1978年到聯合國總部工作,1992年開始參與“入世”談判,2003年初轉任博鰲亞洲論壇祕書長,每一段經歷都與中國對外開放的腳步同頻,令人感慨。

在專訪中龍永圖提到,當時同美國談判到了後期,雙方都很難再讓步,這時談判已經變成了心理戰,甚至有些人已經開始作秀離場。但很快轉折來臨,龍永圖抓住了這個機會,給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緊急打電話彙報,其後龍永圖也回憶了“朱鎔基拍桌子”的現場情形,還原了入世談判中最富戲劇性的一幕。終於,外交官的努力助推中國順利加入WTO,現代中國的軌跡也由此塑造。

以下內容主要根據鳳凰網訪談實錄整理而成。

龍永圖:剛參加工作時,中國和世界是脱鈎的

主持人:

您是1965年英文系畢業之後,然後到外經貿部去工作,您能不能回憶一下,當時我們中國和世界的交流是什麼樣的?

龍永圖:

我是1965年在貴州大學英文系畢業以後,分配在當時的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外經貿部前身——編者注)裏工作。這個機構主要是負責對外援助,因為那個時候我們中國對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的援助還是很多的,所以專門有一個機構來負責對外援助的。當時我們工作主要就是討論怎麼樣來援助第三世界的問題。所以當時我們主要援助的對象,包括越南、朝鮮、阿爾巴尼亞。

另外,因為我是學英文的,當時和非洲朋友交往的多一點,當時我還記得參加了中國援助坦桑尼亞、贊比亞鐵路的談判,應該説我們中國在當時非常窮的情況下,拿出一點錢來援助第三世界是很不容易的。

當時的基本格局就是,和第三世界打交道,和美英等西方國家,應該説基本沒有什麼聯繫。整個中國的外交格局就是一種脱鈎的格局。

(1973年,中國已經加入聯合國,需要派出一批人去聯合國或者其他西方國家工作,所以當時中央決定排一部分年輕人去英國留學。作為被選中的少數幾十個中國留學生,龍永圖到著名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編者注)

30多年後的2005年,LSE授予龍永圖榮譽經濟學博士學位,評價是“龍永圖先生通過他的國際談判,把全球最大的計劃經濟國家帶入到全球市場經濟的體系,這是個歷史性的貢獻。”

龍永圖:“尊重多元”是做外交非常重要的一點

主持人:

1978年的時候,我們剛剛改革開放,您到聯合國的總部去工作了7年。您説,這段日子給您之後談判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東西,能不能講講具體的例子呢?

龍永圖:

這段經歷對我來講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在聯合國機構裏面,你可以和很多很多不同國家,不同膚色,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歷史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使自己整個眼光有了一種多樣性。 我就感到,面對這樣一個多元的世界,是一箇中國人做外交最重要的也是最起碼的一個要求。因為這個世界是多元的,你必須尊重這種多元性,你必須善於和不同國家的不同政治立場,不同意識形態,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不同歷史,不同宗教的人打交道。

尊重多元,我認為這是做外交非常重要的一點。

後來我們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按照規定需要和世貿組織一百多個成員,一個個地籤協議。當時確實對我們中國是個很大的挑戰。

1978年,龍永圖陪同中國常駐聯合國時任代表陳楚會見基辛格夫婦。本文歷史圖片來自著作《龍永圖 白巖松:中國,再啓動》

聯合國這段經歷,為我後來加入世貿組織談判的時候,贏得很多國家的尊重。我覺得也是有關係的,因為他們感覺到,

中國是個大國。

但是他們在和一些小國打交道的時候,完全是採取一種尊重的、平等的態度,越是小的國家,越要尊重他。因為他們心理上還是比較弱小的,也是脆弱的,如果你對他很尊重,他會非常感激。

我覺得一個國家做外交,一個人做人,都應該採取的同等的態度。這點的話,我在聯合國的經歷,包括後來我參加中國入世談判的經歷,都告訴了我這樣一個非常簡樸的真理,對所有的人都要一樣地尊重,一樣地平等對待。你才可能受到人家的尊重。

龍永圖:談判的自信來源於民族自信和責任心

主持人:

您剛剛提到了平等,您還提到過自信是您成就事業很關鍵的因素,您談判中也遇到過很多很強勢的對手,在這種情況下,您覺得您自信力量源泉是什麼?

2009年在一次專訪中,龍永圖總結説自信是成就他事業的關鍵。“如果對自己沒有自信心,就不可能取得什麼成就。從山溝裏面到北京的第一天起,我就不相信自己比其他的同事會低一等;我在和美國人或其他國家的人談判的時候,我就不相信中國的談判代表比美國的談判代表低一等。”——編者注

龍永圖:

剛才我講的,要尊重其他國家,但是我們心裏面也很明確,我們也必須受到人家的尊重。所以我們不能容忍任何人對我們的一種輕蔑,或者是一種不平等的待遇。所以在這樣的問題上,你就要有一種民族的自信,因為雖然我們當時國家很窮,但是窮也窮得有骨氣,窮也窮的能夠真正發出自己的聲音。所以這個自信就是國家在這個世界受到尊重的一種基本的要求。

自信當然還來自我們的國家。因為中國畢竟是個大國,儘管當時還比較窮,但是作為一個大國,還是會感到自己和其他國家有不一樣的地方。在面對一些問題的時候,可能有更多的自信,因為你畢竟有十億人口作為你的後盾。當然了,我覺得一個人的自信也來自於一個人的責任心,因為你只有對一件事情非常具有責任心,你才可能以一種充滿自信的這樣的態度去來對待它,而不是一種吊兒郎當,無所謂的態度來對待它。

龍永圖:“承認市場經濟”是入世談判初期最大難點

主持人:

我們知道,入世談判持續了15年,您是1992年正式加入談判,之後成為主要的談判代表。談判過程這麼長,入世談判中其中最大的難點是什麼?

龍永圖:

最大的難點當然是,我們要加入當時關貿總協定這個所謂市場經濟俱樂部,我們必須要承認我們是搞市場經濟的。但是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們認為市場經濟就等於資本主義。所以我們在復關談判的很長一段時間裏面,都是誰也不承認我們搞市場經濟。

龍永圖在走出世貿組織大門時接受美國CNN記者採訪。在2001年9月中國結束所有談判龍永圖舉行記者招待會時,也是這位記者提出中國是否還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問題

加入世貿組織就是要承諾遵守規則,遵守市場經濟的規則。所以你必須承認搞市場經濟。後來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講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並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所以那個時候到了1992年年底,我們才開始承認我們搞市場經濟,從此以後我們中國在整個入世談判當中,解決了一個最大的困難。

龍永圖:越開放的產業發展得越快

第二個大的困難就是開放市場的問題,當時我們大多數人都覺得我們國內的產業非常得薄弱,所以需要保護。

但實際上,就像是花一樣,他必須在一個開放的環境當中才能夠成長起來,所以很多事情,包括產業,你越保護越弱小,弱不禁風。

實際上我們經過這些年來的談判以後發現一個真理,就是哪一個產業越開放,哪一個產業發展的越快,越是保護的產業發展得越慢。比如我們的家電產業是最先開放的,我們的家電後來,包括電視機,包括電冰箱,包括洗衣機,發展得非常快,甚至在全世界最好的。 當然從國家的層面上來講,世界貿易組織有一百多個成員,我們要和每一個國家都進行談判,談判最困難的就是美國,這點大家都很清楚。所以和美國的談判是最困難的。

龍永圖:與美談判最後變成心理戰,有人甚至在作秀

主持人:

(1999年)11月15日,那一天我們取得了一個突破。然後當時很多媒體報道了,你能不能講講當時“一個條子”和“一個電話”的故事?

龍永圖:

這個是比較有戲劇性的一場談判。因為中美談判是經過了很多年,所以大家也都互相很瞭解,越是要最後的深刻談判越困難。

因為就是集中在幾個問題上面大家很糾結,大家很難做出新的讓步。這個時候,可以説談判變成了一種心理戰,這時候甚至有些人開始做秀。

比如説在11月14號那一天,美國代表團突然離開了談判桌,説他們第二天早上就要打道回府,就要回華盛頓了,他們機票已經訂了,而且希望我們在機場上能夠給他們一些方便,一切都表現出來他們準備離開了。 這個時候高層就能不能做出一些重大決斷就非常重要了。當時我們代表團已經做的決定就是,既然美國人準備走了,我們就讓他走了,這種情況下不能示弱。所以當時代表團就規定,任何人都不能跟美方代表團打電話,作為一條戒律。

但是這個時候朱鎔基總理打電話來了,要求我們立刻找到美方,找到美國代表團。朱鎔基總理當時講,他説,這樣一場舉世矚目的談判,即便是談判失敗了,也需要有一個交代,對媒體,對民眾,對世界有一個交代。

所以我根據朱總理的這個指示找到了美國代表團,而且美國代表團建議,在第二天凌晨的四點,再做一次小範圍的談判。那麼根據我的經驗,如果美方只准備做一次表面上的,對談判最後的交代的話,他不需要四點鐘開始,七點鐘開始,八點鐘開始就行。就説明美國人還是想做最後的努力。

圖為龍永圖與時任美國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會談。

而且他希望一個小的談判班子,這説明他準備在小的範圍裏面做出妥協。因為根據我談判的經驗,重大的妥協都是在小範圍內做出來的,最重要的妥協甚至是團長和團長之間一對一的談判當中做出來的。

入世談判的關鍵細節:一個電話,幾張條子

所以根據我這個判斷,後來美國人會做出一些動作。 果然到了第二天凌晨四點的時候,美方他也不講更多的話,就把他們準備好的一個準備簽字的文本拿出來,他説,我們該談的都已經談了,我們就校對文本吧。

在校對文本到一半的時候,我覺得這是一個重大的信號,表明美國可能準備簽字。但是那是在凌晨,怎麼把這樣一個重要的信號傳達到中央?

1999年4月,朱鎔基總理訪美。朱總理訪美前,龍永圖率工作級代表團先行訪美,圖為龍永圖向總理請示。

所以我想了半天以後,覺得時間已經來不及了,只能夠把它直接報給朱鎔基總理做一個政治上的決斷。所以我連續兩次給朱總理辦公室打電話,朱總理的祕書都説,他還在休息。而且當天晚上,美國的國務卿奧爾布萊特還給朱總理打了電話。 後來我也等不急了,第二天早上八點鐘就開始和美國大範圍的,雙方都三四十個人,進行最後的見面。

總理突然打電話找我,我就從談判房間裏面就出來,接到總理這個電話。 朱總理在電話裏面就講,聽説你給我打電話了,我説是。我説我有個重要的情況向總理報告,我覺得美國今天凌晨和我們進行了全部文本的談判、校對,我覺得美國有簽字的這樣一種意願。總理説,你和美國打了那麼多年的交道,我相信你的談判。他説,這樣吧,你們把美國人穩下來,叫他們別跑了。他説,我一會向中央請示。

記得那天上午正好在開經濟工作會議,朱總理向江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做了報告,決定派朱鎔基總理到現場來做最後的決斷。所以我那個電話就引發了朱總理親自到談判的第一線來做最後的決斷。 但是那次談判,雖然我們的文本基本上校對完了,但是還有幾個問題還需要進行最後的妥協。所以朱總理到了談判間以後,

第一句話就説,龍永圖你也不要囉嗦了,你就把目前還沒有解決的問題給我寫在一個小條子上。

然後我就把幾個問題寫在小條子上。這幾個問題都是當時中央和國務院認為不能夠接受,也不能夠妥協的幾點。朱總理上來之後,就對其中的幾點做了妥協。所以我就第一次、第二次給他寄了條子。但是我們也不知道,當時中央已經全權授權朱總理在前方做最後的決斷。

據龍永圖事後説, 美國人拋出前三個問題時,總理都説”我同意”,龍永圖着急了,不斷向朱鎔基遞紙條,上面寫着”國務院沒授權“,但朱鎔基一拍桌子,“龍永圖,你不要再遞條子了。”

令龍永圖沒想到的是,第四個問題開始,朱鎔基説,後面四個問題你們讓步吧,如果你們讓步我們就簽字。而後面四個堅持,回頭來看正是汽車貿易等領域。後來,美方五分鐘之後同意了中方的意見。

15日下午4點,時任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與巴爾舍夫斯基在北京簽署了兩國關於中國加入WTO的雙邊市場準入協議。在結束談判時,美方代表斯珀林説,他很榮幸遇到了兩個最強勁的對手,並不是所有人都有這個機會。——編者注

1999年11月15日,中美簽署“入世”雙邊協議

所以這一次談判使我們瞭解到,就是在任何貿易談判的一些重要的關鍵時刻,中央最高層的政治決斷都是起重要的作用的。關鍵的時刻需要上升的政治決斷,這是任何談判的一條重要的經驗。

龍永圖:按嚴格規則來判斷,美國也不完全是市場經濟

主持人:

這應該是世界貿易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電話。然後中國入世一直到現在,美國、日本、歐盟都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他們認為他們的觀點是中國沒有履行入世承諾,您怎麼看?

龍永圖:

其實這個問題我覺得首先要強調,一個國家是不是搞市場經濟,不需要任何國家承認。 我們自己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也不可能要求美國,也不可能要求其他西方國家來承認我們是搞市場經濟的。就像美國,就像日本,就像英國,也從來沒要求我們中國承認他們的市場經濟。美國真的嚴格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來判斷,他也不是完全的市場經濟。他給農業還那麼多的補貼,怎麼能叫市場經濟呢?

我們必須先按照自己國家的特點,遵循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則、規律,遵守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那就行了。

至於每個國家在搞市場經濟當中,根據自己的國情做出一些政策上的一些調整,那都是完全必要的。

龍永圖:只有遵守國際規則,才可能得到全球企業信任

主持人:

我們現在入世十八年,充分享受到入世的紅利,現在我們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有一種觀點,他們認為,現在因為全球經濟形勢的變化,還有國內形勢的變化,現在進行市場化改革和全球化的紅利已經在逐漸消退了,您怎麼評價?

龍永圖:

我們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以後,確實享受了我們改革的紅利,因為我們按照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推動了中國的改革,享受了改革的紅利。我們也按照我們對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開放了我們中國很多的市場,我們享受了開放的紅利。這些説老實話,我們在世貿組織當中做出的遵守規則和開放市場的承諾已經基本完成了。 所以你説從入世當中繼續享受這些紅利的話,已經不存在了。但是我覺得從中國來講,我們加入世貿組織以後,

給我們一個最重要的啓示就是,一個國家只有遵守國際規則,才可能得到全球企業的信任,才可能使自己的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能夠在一個全球認可的國際環境和規則體系中得到發展。

龍永圖在世貿組織後花園的長凳上。

龍永圖:堅持改革開放,永遠會享受入世紅利

另外一條就是,一個國家只有不斷地開放自己的市場,才能夠在開放的進程當中,不斷地取得發展。所以從總體上來講,雖然入世的那些計提的紅利已經沒有了,但是我們還在繼續享受着改革的紅利,開放的紅利。 因為改革永遠沒有止境,開放也永遠沒有止境,雖然我們繼續堅持改革,堅持開放,只要我們永遠承諾按照國際規則辦事,我們總體上來講,入世的紅利,我們還繼續在享受着入世的紅利。 所以從這樣一個意義上來講,入世的紅利,也就是開放和改革的紅利,我們永遠是這樣不停止改革,不停止開放,我們這個紅利會永遠享受下去。

龍永圖:以中國為代表的國家崛起,使全球化更加發展

主持人:

在2016年,英國脱歐美國特朗普當選,西方的主要大國出現了一種反全球化的思潮。您認為他們這種思潮的原因是什麼?我們中國應該怎麼去應對?

龍永圖:

我覺得過去因為長期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主導了整個規則體系的制定,主導了整個全球化的進程。所以應該説,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他們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

那麼這些年來,全球的力量對比可以説是發生了一些變化,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開始發展起來了。所以他們感到,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對他們長期以來所控制的這樣一個國際貿易,國際經濟體系的衝擊,或者説這些國家的崛起,使得他們感到了一種威脅。所以他們開始懷疑了,他們過去長期處在的全球化,對他們是不是還有利?

實際上以中國為代表的國家的崛起,使全球化更加發展。就像一個蛋糕,如果他們過去完全享受三分之二的蛋糕,但是這個蛋糕才一公斤重,現在他們只能享受一半的蛋糕,但是這個蛋糕已經是兩公斤重的。我們享受的蛋糕,應該説比他們過去享受的三分之二的蛋糕更多,但他並不認識到這一點。

那麼對全球化另外一個問題,主要是他們在參與全球化的過程當中,像西方美國這些國家,得利最多的是他們大的跨國公司,他們連一般的藍領工人,包括一些白領,覺得這個全球化的紅利利益主要是為大的跨國公司所得到的,產生了分配不公的問題。所以就使得在美國這些國家,被邊緣化的一些羣體,特別是低層羣體先對全球化的反感,引發了反全球化的浪潮,我覺得他們應該採取一個正確的鼓勵政策,來調整這種不平衡。

2009年4月,龍永圖作為博鰲亞洲論壇祕書長邀請美國前總統小布什演講。

龍永圖:希望中國成為一個受人尊重的強國

主持人:

我們來回顧一下,您個人的經歷和中國融入世界的腳步剛好是同頻的。1973年出國去英國留學,1978年去聯合國工作,後來又是親手推動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您覺得在這段經歷中,印象最深的是什麼?

龍永圖:

我覺得這些年來,我有幸參加到中國和國際交往重要的時刻。比如説1973年作為第一批公派留學生到國外去學習,然後1978年也作為中國第一批外交官到聯合國去工作。後來中國加入到世貿組織的談判,擔任博鰲亞洲論壇祕書長。所以這樣一個過程當中,實際上是我們中國這些年來對外開放的一個歷史進程的一個縮影。

對我們中國70年代的外交,總的一條就是,要堅持一些重要的原則。比如説我們一直堅持的大小國家一律平等的原則。比如我們堅持和平外交這樣的原則,我們堅持互利共盈的原則。特別是現在,習近平主席提出,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更成了我們中國外交一個最重要的大框架。 我們現在的外交,就是要建立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類合作共贏,共商、共建、共享的這樣一個世界。

總的一條,我就覺得,我們這些年來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希望我們中國成為世界上能夠站得起來的一個強國。我覺得不管中國將來多麼強大,中國發展到什麼樣的階段,我覺得都要牢記一條,就是我們一定要以一種平等互利的觀念,互利共贏的觀念,來參與到這個國際交往當中去。我們所希望的,不僅僅是希望我們中國成為一個強國,而且我們希望全世界都能夠富強,全世界都能夠繁榮。

不僅僅是希望我們中國成為一個強國,也希望我們中國成為一個受人尊重的強國。

我覺得現在我們中國面臨最大的挑戰,就是不僅要使我們中國強大起來,而且要使我們中國能夠在世界上受人尊重。這一條我覺得是我們應該做出的一些重大的努力。

文/鳳凰網《風範》欄目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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